东方酒道英雄气

胡杨

文化有三大类别，即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别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们永无边界的思维、想象和情感。显然，酒文化属于后者。而在我国宏博的饮酒文化体系中，有“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的旷达，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天真，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闲适，有“薄酒可以忘忧”的散淡，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慨，也有“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的纤浓，“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的伤感和“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相思，但仿佛又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刚健，“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的狂放，、“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洒脱，“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顿悟，汇成一股雄浑奇伟的英雄气脉，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延绵不绝地占据着我国饮酒文化思潮的主流。经过数千年的浸染，这种英雄气脉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仅是中国酒道的行为疆界，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潜意识的核心要素。在当前的民族复兴路上，她正在通过白酒这一具象的物质，释放着国人无疆界的思想、情感和梦想，绽放着东方民族文化传统的熠熠光辉。
然而，这种气脉是以东方气象为前提，非酒神精神可以囊括，又非酒魂气质所能彰显，所以迥异于西方的酒神精神。西方的酒文化以消费体验为根基，在物质体验层面有章可循，在精神领域的疆界内则相对模糊。而东方的酒文化以体道为根基，在物质体验上无所依附，但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则有着极为严格的行为疆界。
当前我国酒类市场消费以白酒为主体，创建白酒的酒道体系，探究我国饮酒文化的英雄气脉以及其所代表的酒道行为疆界，对于白酒价值的研究、传承、发展和弘扬注定不可或缺。
白酒英雄脉
薪火相传，不知其尽也(《庄子·养生主》)。
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几乎中华民族史上每一次辉煌事件的形成，都不能摆脱这样的规律。曾经有人预想，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人，如果在公元8世纪的唐代复活，他丝毫不会觉得难以适应，因为大家的穿着、语言，就连朝廷里的官职称谓都惊人地相似。实际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都是沿着这样一以贯之的脉络在发展。在我们熟知的文学史领域，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文体和著作，从文学技法上看，古体和近体的格律千差万别，而从审美趋向看，精神内涵却惊人地相似!
我国的酒文化也是在沿着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进行了数千年的发展和演进。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礼记·月令》中有一段关于周礼中酿酒技艺“六必”的记载：“秫稻必齐，曲櫱必时，湛炽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而在公元21世纪的今天，“汾酒”仍然坚持着“人必得其精、曲必得其时、器必得其洁、火必得其缓、水必得其甘、粮必得其实、缸必得其湿”为何核心的“七必”酿酒技艺。
这两段关于酿酒核心技艺的表述惊人地相似，而实际上两者所承载的具体操作流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古时期的酒是发酵酒，酿酒的技艺也主要是发酵酒工艺。而今天在市场上深受欢迎的汾酒是蒸馏酒，酿酒的技艺则是在传承发酵酒工艺的基础上，不断融汇、创新而形成的蒸馏酒工艺。类似的对比案例，在白酒行业俯拾皆是。
相隔三千年，成品和流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的两种酿酒技艺，为何却在语言表述上出奇地雷同?一方面，我中国酿酒技艺几千年来或者发展没有间断，天人合一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另一方面，历经几千年，铅华洗尽，我国饮酒文化的精神内核的血脉没有变，那股子浸染着东方魅力的英雄魂魄从未改变。
当代作家邓洪平曾经撰文《酒魂》说：酒之形骸乃无色或有色，透明或半透明，浓香或酱香……之液体。而酒魂系何物??答曰：乃酒作用于人而折射出的一种超乎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精神。酒魂，因历史而有了回顾的视野，固现实而有了立足的天地，固未来而有了理想的时空。酒因人而生。酒魂因神而立。设若地球不毁，人类不灭，酒之形、魂则永存于天地之间。
根据国学典籍的记载，我们很容易找到与邓洪平《酒魂》相呼应的实例。国人的饮酒过程中，酒体本身的差异相对被忽略，但却能轻而易举地进入酒以载道的境地。这一消费传统，以极其稳固的形态延绵至今，一方面成为我国酿酒技艺不断守正、创新的推动力，从原生态的各种发酵酒，到黄酒等各种发酵粮食酒，再到汇聚白酒一脉的各种蒸馏粮食酒，核心技艺一脉相承，但创新技艺各领风骚;另一方面，持续将古今中外各种饮酒文化融汇于我国酒文化的主流血脉，逐渐淬炼成东方民族的酒魂，并在白酒的品牌基因中再次沉淀和绽放，在白酒的消费价值中释放和张扬开来。
酒道王者气
西方的酒神精神分别诞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虽然两者有历史的断层，但在酒神精神的脉络上却保持着一贯的趣向和风格。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悲剧的诞生，起源于酒神精神，所以西方的美学思想中，酒神精神与悲剧艺术是交织浸染的，“因为拥有过度充沛的生命力而痛苦者，需要酒神的放纵艺术”。
所以，从最能反应历史上人性、情感真相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我们所认识的西方英雄多是力量与智慧并存，但也是纯粹的悲情人物，饮酒也多喻示着放纵和乖戾，就像3,200多年周公旦批判的商纣王帝辛那样。而在我国历史上，悲情人物不乏其人，他们也都喜欢饮酒释怀，因此产生了大量苦酒名士。例如以酒避祸的竹林七贤，政局动荡之中，他们韬光养晦，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和理想从仕途转向酒途，在宽广的壶中天地中，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放纵自我。但这些都是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为核心，也只存在我国历史上于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小众群体。
我国酒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则认为，酒是为欢乐而酿造的，中华酒道的首要原则就是“愉悦”。儒家说：“酒食者，所以合欢也”(《礼记·乐记》);道家也说：“饮酒以乐”(《庄子·渔夫》)。我国历史上的悲情人物浩若烟海，与酒结缘者更是鳞次栉比。但他们的饮酒生活却释放着豁达、乐观的精神状态。蔡邕自称“酒龙”，谢玄号称“酒虎”、李白自命“酒仙”，杜甫被誉为“酒圣”，就连酒量极差的苏东坡，也自鸣得意为“酒酣”。
所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饮酒体验更能获得国人的共鸣。但这并非是说酒文化在我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多么重要，更不是说历史上的名人都是嗜酒之辈。相反，对于酗酒和嗜酒无度，在我国文化意识形态中是坚决反对的，而且这一传统从3,200多年前，或更久远的时候已经开始。但“酒酣胸胆尚开张”之际，释放的慷慨激昂的精神世界，以正能量的形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弘扬王道正气，传承崇古、尚贤、体德、悟道思潮的重要力量。
酒博士万伟成在《学术视阈下的中华酒道研究》中，把中华酒道主要分为“礼乐文明主导下的王者酒道”和“酒神精神主导下的霸者酒道”两大类。前者是主体中华酒道的主体精神，后者是中华酒道的辅助精神。
他在书中分析的王者酒道：
以“和”为核心灵魂，包括人神之和、人伦之和、天下之和，追求在“礼”与“情”、“体”与“性”之间取得平衡与和谐，在施礼与欢情、身体与心理愉悦中取得对立、统一;
以“敬”为美德风范，上而敬天、虚而事神，外而尊人、内而正己，并具体到入席就座、敬酒酬酒、侍宴进食等，一切与酒事有关的礼仪之中;
以“欢”为审美体验，但不是单纯的口腹之欢，而是既有道德审美特点和礼乐文化性质，也有“生理器官实践的特点和生理欲望满足”的性质，体现了儒家“美善相乐”的道德审美观点，也有“得鱼忘筌”和“醉者神全”的道家气质;
以“真”为终极追求，既包括真酒、真香、真色和真味，也包含体道之真、得趣之真、求情之真、全性之真。
而对于霸者酒道，他则持以批判的太多，认为在霸者酒道中，“狂”是极端行为，“达”是饮酒境界，“叛”是价值理念，“乐”是巅峰体验。
记者认为，我国酒道精神是以“王者酒道”和“霸者酒道”为两个基本面，而且与西方的酒神精神同样具有两面性。霸者酒道以离经叛道和超越现实为体验特征，酒神精神驱使下的放纵，让生命个体的身体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得到充分的扩张、激发和慰藉。因此，霸者酒道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体现霸者酒道的故事也容易广泛流传。但王者酒道却在润物细无声地潜藏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制约着霸者酒道的淫乐、荒诞和暴戾，约束着中华酒道的行为疆界。